一　花街是我省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节日

　　花街起源于明代。花街古称花市，亦叫做花会，是我省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明谢肇制《滇略》卷四"俗略"记载：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一岁凡十二市。

　　从以上引文可知：（一）花街是"滇民"，亦即我省特有的传统习俗。谢肇制于万历年间（1573-1620）任云南右参政，说明至少在明代中叶，我省的花街习俗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其历史距今已有四百年以上。（二）花街节"以市为景"，发生地点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城镇街市间，说明花街习俗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商业经济性特色。较之云南另一类在山野间举行不具备商品经济性特色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采花山节等，已进入到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三）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还说明在这类新兴的民俗节日中，繁华热闹的街市场面也被视为一种景观，一种特殊的社会人文景观。广大游人不仅是节日的参与者，也是节日景观的构成者，表现出一种新颖的价值观念。（四）在上述的"一岁凡十二市"中，除二月的花市外，八月桂市和十一月梅市，实质上仍属于花市，即以特定花卉品种名称来命名的花市。这三个花市，已占全年十二市的四分之一。

　　说明在汉族花卉文化的积极影响下，云南特有的花卉资源和历史上固有的爱花习俗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终于发生了新的飞跃，并在民间的生活习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花街习俗在明代中叶得以形成决不是偶然的，它实质上是明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明初以来，大批汉族进入云南实行屯垦，为云南经济的勃兴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云南的农业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历史性进步，商业贸易随之日趋繁荣，城镇街市也逐步发达起来，终于出现了"一岁凡十二市"的繁兴局面。这就是这种以市为景，商品经济性特色十分鲜明的花街习俗得以形成的历史性原因。此外，云南特有的气候自然条件和花卉资源，以及由此而造就的云南人民传统的爱花习俗等，也是花街节得以产生的重要历史性基因。这一点，《滇略·俗略》载述得十分明确。其云：滇中气候最好。腊月茶花已盛开。初春则柳舒桃放，烂漫山谷。雨水后，则牡丹芍药杜鹃梨杏相继发花。民间自新年至二月，携壶觞赏花者无虚日，谓之花会。衣冠而下，至于舆隶，蜂聚蚁穿，红裙翠黛，杂乎其间，迄暮春乃止。其最盛者，会城及大理也。离开上说任何一方面的条件，花街节就无由发生并存活下去。

　　二　花桥--宜良花街节的产物和历史见证

　　在我县关于花街节的传统习俗中，"花桥"这一沿用至今的历史地名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花街节的产物，也是花街节历史性存在的有力见证。按花桥位于县城清远街中段，横跨于穿越南去的文公河上。此桥原名清远桥，今街道名称即因桥而得。有趣的是，作为标准地名的清远桥既然可以衍生出"清远街"来，那么作为此桥俗称的"花桥"，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化为"花街"了。这是我县的花市或花会为什么也叫做"花街"的直接原因。

　　据《宜良县志》记载，文公河开浚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下距花街习俗已见于记载的万历年间约半个世纪。文公河的开凿，从根本上奠定了宜良作为"滇中粮仓"的历史地位，也为花街节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文公河开浚同时或稍后修造的清远桥随之而做为花市的主要场所演化成"花桥"，这乃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由此可以断定，宜良县花街节的产生和发展，与全省性的花市习俗处于完全同步的地位和水平上。

　　根据有关记载和调查资料表明，花桥不仅是县城最繁华的集市地段，也是旧时我县最主要的花卉市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宜良县志》载有孔宗舜《匡城元夕》诗说：谁移火树列花桥，万朵银花影动摇。 美景喜逢成夜市，高歌新调响云霄。 月明楼阁空中见，春暖壶觞到处招。 来岁今宵晴也否，好教无睡理诗瓢？ 诗中记述的花树银花，美景夜市，春暖壶觞云云，正是上引《滇略·俗略》所记"携壶觞赏花者无虚日"的最好注脚。诗题所记虽然是"元夕"即春节之夜的景致，然而正是《滇略》所云"民间自新年至二月……迄暮春乃止"的最精彩的缩影。从诗的最末二句看，此俗时已具备一年一度的特点，因而也就具有节日的意义了。而其发生地点，诗中已明白无误地说明是在"花桥"。这样，就使我们上文的分析具有了充分的可靠性。孔宗舜，《宜良县志·文苑》有载，云："孔宗舜，寄呈贡学。康熙补博士弟子员。父正儒，值明末流寇入滇，由晟阳移居邑之虎峰村"。明末清初云南曾遭到特大的动乱，此后不久就出现如此成熟的花街盛况，说明它只能是旧俗的复兴而非现时的创造。宜良的花街习俗必产生于此前无疑。

　　无独有偶。清康熙初任宜良县教谕的王佐才诗《宜良竹枝词》亦云： 行过长街转后街，花桥人笑掷金钗。 槟榔红沁胭脂颊，醉唾香黏紫绣鞋。

　　有关民歌的研究资料表明，竹枝词作为古代文人最乐于采用的一种民歌诗体，其内容主要是用于吟咏各地最典型有特色的民风习俗的。诗的首句以长街、后街做铺垫，重点突出了花桥的繁华热闹。笑掷金钗、胭脂颊红、绣鞋香紫云云，乃是富家子女"红裙翠黛"者在街头游乐嬉戏的生活画面。按槟榔成熟已届夏季，"醉唾"则是"携壶觞"的另一种说法。"花桥"正是这样"以市为景"，才被诗人采撷，而加以咏唱的。又诗的首句连写两"街"，按传统的用词习惯，次句的"花桥"完全可以互训为"花街'。这样，发生在夏季的花桥街景盛况，就与我们后来知道的端阳花街十分相象。因此，我们曾经认的"花桥卖花四百年，年年花街端阳节"
　
　　三　宜良花街习俗发生的历史条件

　　如前所说，花街习俗在我省的发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基础和历史的必然性，那么，终于将此项习俗持续至今达数百年之久的宜良县，是否也同样具备上述的条件呢？

　　宜良县明清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水利事业的拓兴即文公河的开浚，已如前文所析，这里不再赘言。而宜良气候条件的优越，爱花种花历史的久远，却可以值得详加阐述。 ，当属于不需置疑的历史写照了。

　　宜良在明代以前属于白族先民重要的聚居区之一。今西河鱼龙石桥上游一段旧的涵闸名赵家涵洞（在今县畜牧局所在之地），沿涵洞流水往东界属清远办事处的田亩中，旧地有片名称叫："棘儿子坟"。棘人即白人，是为白族先民。这是元代以前白族先民在县境内居住的重大证据。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不时属于棘人聚居区的中庆路（包括宜良县境在内），"冬夏无暑，四时花木不绝。……水秀山明，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说明早在元代，云南气候条件的适宜和种花习俗的普遍就早已为人们所注目。当其时也，大量汉族尚未进入云南，这些爱花种花的人民属于云南土著，主要的就是白族先民。《滇略》所谓花市之"最盛者，会城及大理也"，是有其深厚的民族渊源的。

　　据民族学资料和史书记载：宋元时代曾一度在云南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大理国王族段氏及其后裔的族属即是白族。云南白族爱花种花，做为皇族的段氏自然也不能例外。据《滇略》、《滇云历年传》等地方志载述，宋庆历元年（1041）即位的大理国主段素兴雅爱花卉，曾于昆明行宫及城外金汁河等处广植素馨花。此花颇有灵性，能遇歌而舞，段国主意甚宝爱，因以其名"素馨"名之。由于这个缘故，旧时此花在我省种植极广，雍正《云南通志》称为"山野蔓生，家园广植，蕊红花白，质秀芳清"。这个传说，多少反映了云南白族爱花种花习俗的一个侧面。

　　有趣的是，今宜良万家花园素以种花著称的段氏，即是此大理国王族的嫡传后裔。《段氏宗谱·旧序》称：元初宋大理国被忽必烈征灭后，段氏因助元蒙平定云南全境有功，世袭大理总管之职。至明初，朱元璋遣傅友德、兰玉、沐英等征平云南，第十一代大理总管段明被擒解京，段明之弟段坚时年十六岁，只身变服逃至宜邑大赤江外（即南盘江以东），隐居深山。云南平定后，坚始迁居东山下夷里村，取配村民阿氏，小字夜奇。后又移居白夷村（即城东村，今大渡口），由是螽斯衍庆，瓜瓞绵延，人丁日盛，因有迁居于弥勒及南屯土官村、白莲寺与万家凹、张官营、大山后者。今白莲寺段性居多，县志载其旧名"棘人村"，即以此得名。而更为奇特的是，相传段坚仓皇逃离大理时，金奶细软不及拿取，只随手从马鞍上割下一对金镫携去，深埋于宜良山中松树下。数年后，复往山中取回金镫，以为营生之资。竟从深埋的金镫孔中，生出一苗秀丽的剑兰。坚以为神异，乃携归种植，精心养护。花开之日，其香清异，胜平常剑兰数倍。因命为"金镫剑兰"，亦称"段氏剑兰"，为邑中名贵之品。清乾隆间古文字学家桂馥《札朴》一书记载：其访兰于滇，得数十种，此剑兰惟宜良所特有。邑中名士陈达《春日游万家洼段低花园》诗云："茶碗虚窗下，兰香袭客频"。此兰当即段氏金镫剑兰。这则传说，至少可以确凿证明，早在花街节形成之先的明初，我县的种花习俗就相当深厚。在这样浓郁的民族氛围中产生出赶花街的传统节日来，就是十分合理和必然的了。 　　

　　四　花街节与万家凹段氏花园

　　探源花街节习俗，不能不令人觉得遗憾的是，旧时花市习俗最盛的会城昆明，如今却早已杳乎其迹，乏其嗣响了。大理虽向有"下关花"之旧说，及"苍山十九峰，峰峰有雪；大理三千户，户户栽花"的传闻，然而以今校之，种花规模亦不及宜良普遍，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传统花市--现今称为朝花节的习俗也似乎已近尾声，不及昔日的繁华兴旺了。

　　可是宜良，既非会城，亦非通邑，却居然数百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特有的花街习俗，成为滇中地区硕果仅存的一桩盛举，这不能不令人觉得惊讶，惊讶之余不能不发生探究的兴趣。

　　如上所述，作为白族显贵后裔的宜良段低，既有其风流爱花的先祖，进入宜良后又遭逢金镫剑兰的奇异，加之宜良气候环境优于昆明、大理，"滇中粮仓"的名符其实等等，因此，以万家凹段氏为中间骨干的种花业便历久不衰，支撑着、涵养着宜良传统的花街习俗而至于今了。远的且不去述说，只从建国后五十年代花街节得而复存，十年动乱后花街节再度复兴就足以证明：只要万家花园不被毁灭，宜良赶花街的习俗就不会断绝。万家花园做为宜良花卉文化的渊薮，做了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形态，是足以承受住历史的颠扑而永保其生命之树常绿的。

　　万家凹种花业的悠久而顽固，首先应该归咎于该村优越的自然地理。万家凹附城而居，古名瓦窑村，因三面环山成凹，村中万姓居多，故名。由于离城较近，该村所种之花，进则可以入城交易，酿为花街；退则能诱人郊游观赏，《寻春万家凹》、《春日游万家凹》等诗题即是证明。夏季，南来的薰风被村后的山梁阻挡，又有村南山后的乌龟塘池水滋润其气流，故不能灼其花萼。万家凹朝向西北的凹口正对昆河铁路宜良火车站方向，冬天来自正北方向的寒流又被县城南门山孙家山（即物探队驻地）等障隔，亦不足摧其枝蕊。加之其地红壤，偏微酸性，最宜花木生长。这些天时地利的诸多因素，对于繁衍其园圃，培育其文化，都是县内其他村落无法相比的。段氏各支派迁徒他往非一村一县，而独有万家凹段氏能独秉其祖训，发扬而光大之，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县境各地即多有花卉种植。清康熙年间，万家花园即颇有相当的规模。邑教谕李光贲有《寻春万家凹》七律二首，邑人徐松亦有和诗，为万家凹花卉文化始见于著述者。所可缺憾的是，这些诗中都没有留下种花者的姓名。有之，则是清乾嘉间的邑中名士陈达，他有一首五律《春日游万家洼段氏花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留下了种花户姓氏的诗篇，使们得以确知，万家凹的花卉传统中，前文详析过的白族后裔段氏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

　　就在旧日的段氏花园中，数年前笔者发现了一株明代古梅（照水梅），铁干虬枝，霜皮黛影，其根部周长达220厘米，是为万家凹最古老的花树，估计树龄当在四百年以上，堪称万家花园的镇园之宝。这株古梅的存在，也再次确凿证明，段氏确系万家花园最早的种花户。

　　需要特别一提的仍然是上面提及的那位陈达。陈达字卧庐，亦称陈梅花，旧时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滇中，而尤以画梅为其所独擅。《宜良县志》传其人谓："性爱梅，故精于画梅，信手挥洒，俱有逸致。画成，辄题诗其上，诗如画，书如诗。"陈达所绘梅花极颗，县内至今犹遗其真迹。然而他的绘写对象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万家凹，出在该村的段氏花园之中。数十年前，他所绘影的明代古梅丹青尝被邑老胡选先生所亲见，其在百余年前所绘树姿，竟与现存之古梅花树并无二致。惜此画被外县人购走携去，使宜良人民为此而蒙受了小小的耻辱。

　　宜邑段氏种花趣闻尚不止此。民国间，段氏显贵者筱峰先生在城内置别墅一区，题名"庶可居"（按即今武装部驻地，后转卖给县卫校），撰其联云："庶养天和，栽花种竹；可为家训，乐善读书。"上联的"栽花种竹"，按照古文的互训原则，也正是段氏的"家训"即祖宗的遗业。只不过这项遗业，只在万家凹一村之内获得了绵延悠久的存在，其为天时焉？地利焉？

　　五　宜良花街节的历史性发展

　　端阳花街节做为全县人民共同创造享有的传统民俗节日，虽然在其发生发展的某个历史时刻，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或人们以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发挥过相当的作用，然而我们仍必须看到，做为一种传统的民间习俗，倘若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必然成为一碟没有土壤的绿豆芽。这个论断，证之宜良花街节历史性发展的事实而愈信。

　　邑中旧有古联云："赤水书声琴韵雅，匡山鸟语花香多"，据云是清邑进士陈鸣玉所撰。而这"花多"，即非个别的历史现象，而成为了宜良县情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例证。

　　宜良民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一颗印的标准住宅内，天井内必有相应的花坛设置。这已经融入居住文化中的花卉文化，在全县各村皆然，说明种花习俗已遍于全县的百户千家。宜良方言词汇有一个与花有关的名词叫做"担花石"，为一种长形、两端凿为半圆，长可三米许、厚阔均约一老尺的青石质条状石。考其功用，以横置于天井之内两个柱状高石上，可摆放盆花六八盆不等。这也是邑中各村皆然成为普遍的一桩事实，证明着宜良养花习俗的长久与广泛。

　　昆明人马遇在其所撰《乾隆宜良县志》跋语中也说"屯分南北，看花满于千村"。相比之下，如今虽经多年提倡，县境内的种花规模仍不及旧时的兴盛和普及，这又使我们当今的使命变得似乎有些严峻起来。

　　检阅《宜良县志·物产·花卉》条，载木本花卉47类，草本花卉51类，许多名目今已不存，这也使我们觉得颇有些愧对于古人。

　　检察宜良的饮食文化，旧传有一道菜谱名叫"兰肉"。现在的吃法是用咸菜炒肉，其实是已每况愈下。在旧时的宜良各大村寨中，几乎每一村都有相当数量的兰数种植。例如旧时北屯吕广营一带的剑兰种植就很有名气。所谓"兰肉"，乃是在兰花盛开之月，以精瘦脊肉串炒兰花鲜蕊为蔬，食之令人唇齿留馨，竞日不去。可以认为，没有相当数量的兰花种养为其坚盾，就是尊贵如宫廷御膳，也无缘消受如此清雅的口福的。

　　在旧时邑中广为传唱的民歌中，其起兴之句多有"栀子花开叶子薄"、"栀子花开叶子青"之类。分析家们认为，这是数百年前县内广植栀子花的有力佐证。然而现在却似乎所种不多了。

　　旧时昆明曾有"珠兰茶室"，所烹茶茗即标名系采用宜良珠兰鲜蕊薰制而成，其信誉久著，为滇人所共识，惜如此盛况也只能在忆谈中品味了。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我县花卉历史的绵长和悠久，还来源于宜良传统庞大的宗教文化势力，他们以其自身存在的文化需要，也为宜良县花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客观的不容忽视的贡献。据民国《宜良县志·祠祀志》统计：县内"典祀"有祠庙26，"俗祀"有宫庙56，"寺观"另有193，总计达275区之多，其数量远胜于邻郡乃至会城。在这一大批的宫观寺庙建筑中，按照传统的习俗，曾种植过大量的山茶、桂花、紫薇、梅花、芙桑、木槿、杜鹃等木本花卉和各类草木花卉，并由此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产生极大的影响。见于县志的，有宝洪寺萝月庵的明代山茶，九龙寺的桂花，以及在吧中久享盛誉的靖安哨白云庵中"九蕊十八瓣"的靖安茶，也是县内现今仅存的一株明代茶花。除此之外，《宜良县志》卷七《寺观》条还载：'"龙肇寺，在上伍营村后。明天启年（1621-1627）建。内有三百年丹桂一株。""西华庵，在木希村后。明万历年（1573-1620）僧人寂昌建。庵内有茶花二株甚大，相传有二百余年。"另据笔者实地调查，草甸土老冲村家庙现存古茶花一树，每年发花数百枝，极其艳丽美观；狗街山竹里旧时董姓祠堂内也有古梅三株，丹桂一本，迄今生机凛然。据云汤池梨花村大寺中亦有古茶二株。凡此，都足以说明，这种特别的历史现象是不能排斥在传统花卉文化之外的。如今，虽然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事实和意义，但在建设我们新型的宜良花城时，大批崛起的机关院落、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庭院花木，则无论在人数、财力和文化物质条件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旧存的寺观祠庙一类，完全可以取代并胜过它们，以此繁荣起我们更加基础广泛规模浩大的新兴花卉事业来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宜良花卉文化的发展，以"花桥"之名兴起为标志，种花户们所以其附近省城，交通便利，因而商品意识较强的缘故，他们从一开始就不顾清高之论的讥诮，执着地将花卉做为商品自觉地纳入到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中来。这似乎看起来俗气，但正是这客观上符合了商品价值规律的行为，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性目的，才使得宜良花卉文化及花街习俗具有了保障其长盛不衰的鲜活切实的经济基础，使之作为宜良县一项特有的经济产业而顽强生存着。如前所说，"花桥"是因卖花而得名。万家凹村西北接近倒铺子地片的西门河之滨，旧亦有地名叫"卖花滩"，也历史地记载了该村花卉产业足资炫耀的商贸性遗迹。到了近代，从外地引种成功的缅桂花在滇中地区独放异彩，乘滇越铁路火车之便利上昆出卖鲜花更成为老一辈花农们引为自豪的杰作。据钱伟长先生的叔父、西南联大教授钱穆先生1938年暑假后居住于邑之岩泉寺撰著《国史大纲》一书，其回忆录《忆岩泉》记载：甚至连岩泉上寺的静庵道士都是靠出卖该寺院内一株古老高大的白玉兰（缅桂）的鲜花（摘花后送到昆明街市上出售）来维持其每年的基本生活的。近十数年来，嫁接优质苗木供应省城及厂矿乃至远销省外，更为养育花园不致调萎的主要进项。走进如今的万家花园，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游客讥之为苗圃而不堪称为花园。其实，如果丧失了固有的经济效益，丧了传统的商品产业属性，则不仅花园无存，宜良花街节也必然随之而凋蔽。这就是大跃进、学大寨之类的狂潮也不足以摧毁其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宜良县传统的端阳节花街，正是为花农们提供了一年一度的销售高潮才得以保存其活力的。宜良花街习俗正是由于保持了明代花市的初衷才在历史的长河中免于淘汰遗弃的。末了，还须对花街习俗从春季变移到夏季端阳节略作论述。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进入五月，当年的春种已毕，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和精力，可以移情而他顾，花卉闲事才能挤进人们的生活。加之传统的端阳节到来，两节合一，更使节日内涵得以充实。

　　二、从严格意义上说，夏季端阳并不是赏花的季节（赏花需在春季），而是个种花的季节。宜良花街节这种重植轻赏的本质性变易，不仅表现出更高的境界和深谋远虑，也是为求其自身存在和发展所择定的必由之路。入夏已届雨季，玩赏购花者移种易于成活，按照宜良的俗谚："端阳节种棒杵都能栽活"，花街节以此日做为自己的归宿，实在是十分高明的。

　　宜良花街习俗已从传统的春季花市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地存活而发展了，那么它便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它的易时别兴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探明了上述的花街节之源，也就明白了如今隆重欢庆花街节的现实意义；而廓清了宜良花街节的起兴和发展的曲折历程，对于今后发掘宜良的花街习俗和花卉文化，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和足够的信心。所谓鉴古而知今，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郑祖荣）